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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铃悠悠:中国古代社会的牛

  牛,中国传统六畜之一,“吃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奶”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等名言体现了其默默为人类奉献的史实和精神。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,农业文化源远流长,黄牛在旱作、水牛在稻作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突出;中国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,游牧文化历史悠久,黄牛和牦牛在牧区及极端环境条件下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。


  牛的种类

  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,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,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。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,中国北方地区依然存在着野生原牛,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(距今3900年前后)的先民使用野生原牛肩胛骨制作卜骨。古DNA的研究表明,当时野生原牛、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,并且,野生原牛与家养黄牛种群发生过杂交。

  圣水牛在距今8000—3000年的中国南北方皆有分布,它是另一种野牛,对中国现代家养水牛没有基因贡献;因环境(两周相交之际中原地区气候转冷)和人为(商人过度捕杀和对其栖居环境的破坏)的原因,至东周时期已彻底灭绝;它的形象由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东地M54(即亚长墓)出土一件青铜水牛尊得以重现:短角、角的横截面呈三角形、四足短粗有力、体态浑圆。

  我国现有家牛三种:黄牛(可分为普通牛和瘤牛)、水牛和牦牛。现有研究表明,黄牛和水牛自境外传入,但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了接纳、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,使其成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;牦牛由中国本土驯化成功,有“高原之舟”的美誉。

  家牛起源

  家养普通牛的野生祖先是原牛,最早驯化于西亚的卡耀努遗址、幼发拉底河的佳得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遗址,年代为距今10800—10300年;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时间为距今5500—5000年,甘青地区(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、礼县西山、武山傅家门)和东北地区(吉林大安后套木嘎)存在最早的例证。依据古DNA的研究,中国家养普通牛由西亚传入,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:新疆—西北地区—中原路线;欧亚草原—东北亚—中原路线。

  家养普通牛的引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:中国本土驯化家畜种类的成功,从技术层面为其引入和饲养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借鉴;种植业的进步,从经济层面为家畜种群扩大和种类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;社会日趋复杂化,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为家畜的组织管理和分配提供了现实;文化交流为其引入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。

  家养普通牛在中国境内逐步扩散。距今4500—4000年时,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(如河南柘城山台寺、禹州瓦店、登封王城岗),饲养规模有一定的扩大,饲养方式上,大量使用农作物粟和黍的副产品来喂养;距今4000—2000年时,已扩散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,并且逐步向南,在西汉南越国时期传入岭南地区。

  瘤牛又称“高峰牛”,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,耐热耐旱。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,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,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地区可能是最早的起源中心。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于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,石寨山文化储贝器等文化遗物上常见瘤牛形象。现代瘤牛DNA研究表明,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,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方。

  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,喜水耐热。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,野生祖先是野水牛,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(哈拉微拉城市遗址),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。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,属沼泽型,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,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。

  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,对其驯化是藏区早期畜牧的重大成就。考古资料显示,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成功驯化了牦牛。青海都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陶牦牛1件,“两角及尾部稍残,头部两侧不对称,背部呈波浪形。毛长及地,故显得略矮”。此外,卡约文化考古遗址中据称也出土有牦牛遗存。

  家牛功用

  家牛在中国境内依次出现以后,在食物资源(肉食、奶制品等)、祭祀用牲、骨料加工、农业生产(牛耕土地、农田灌溉、粮食加工)、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特别是牛耕的使用,实现了从人力到畜力耕作的转变,由此引发了一场“畜力革命”,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,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进步。在此,以家养普通牛为例对其作用进行探讨。

  将普通牛作为肉食来源,是最为普遍的现象。骨骼无规则破碎、多出自于灰坑等考古现象,以及年龄结构以年轻个体为主等信息,均表明古代人类对普通牛作为肉食的食用情况。宗教祭祀现象中出现的用特定骨骼部位(如下颌骨)的现象,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,这种动物的其他部位可能是被人类作为肉食进行消费的。

  在中原地区,商代中期大型城址中普通牛的肉量贡献率非常高,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。但是,需要说明的是,肉类总是宴饮中的重要食物,由此,这种新的肉食种类,并非人人得而享之,可能更多地为当时的贵族阶层所掌控。同时,对它的享用也并非日常习用,它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。

  《左传》云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,而普通牛正是王一级的祭祀形式“太牢”中所使用的最为主要和重要的牺牲。所谓牺牲,皆从“牛”,表明牛为诸牺之首,牲的本意原指祭祀之牛。

  家养普通牛一经引入便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。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牛卜骨标本,表明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5500年前。随着家养黄牛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,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一房址的南侧约30米处有一祭祀坑H39,其中9头完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,摆放比较规整。其埋葬完整黄牛个体数量之多,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绝无仅见的。基于黄牛在祭祀中的重要性,表明在当时举行了规格较高的祭祀活动,也表明该遗址在同期遗址中的特殊或重要地位。

  在家养普通牛出现之前,鹿是最主要的骨料来源。家养普通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。普通牛肢骨(主要是掌骨和跖骨,还包括胫骨、股骨、肱骨等部位)和下颌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选用部位。延及青铜时代,家养普通牛为骨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原料,加之制骨作坊的涌现、金属工具的应用等,骨器制造呈现出规模化、专业化、规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。

  牛耕源于何时?牛耕重视的是牛的牵引力,山西襄汾陶寺遗址(距今5300—3900年)出土的普通牛遗存以老年个体为主,推测饲养的主要目的是使用其牵引力。从牛的驯化和驾驭、犁架的形成、相关套牛技术的出现这三个与牛耕起源密切相关的要素出发,有学者认为,牛耕发生的时间在商代晚期(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一件玉雕卧牛的两个鼻孔间有小孔相通,与穿系牛绳有关;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,殷墟遗址出土黄牛掌骨和趾骨上有因劳役而造成的病变现象;殷墟甲骨文中“物”字应释为“犁”,为牛耕之会意等)。牛耕及技术经两周时期发展和早期推广之后,在汉代得以普遍推广,并在东汉中期传入南方地区。

  牛在牧区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以奶制品的出现为例,基于蛋白质组学分析,测得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出土有开菲尔奶酪、古墓沟墓地发现有酸奶沉积物,表明牛奶在距今3600年前已经进入新疆先民的食谱中。

  20世纪末,一份就牛耕状况调研的结果显示: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陕西关中平原,在经济发达地区,牛耕的历史已经或正在结束。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”,农舍炊烟,牛铃悠悠,那是镌刻五千年的永远的家园记忆。


  来源:第十考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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